战时湖南机械工业昙花一现及原因——抗战时期湖南机械工业

欢欢公子

    2.5.1 机械工业的昙花一现湖南机械工业在经历了抗战初期和中期短暂迅速发展之后，在抗战后期逐渐走向了衰败的道路。在 1942 年下半年时，湖南的机械工业已表现出衰败的迹象，只是当时大部分的机械企业还能勉强维持生计，工厂多数处于半停业的状态。虽
然“经济部于 1943 年由工矿调整处拟制定购机器专案，集资 1 亿元，专作定制各种电动、动力机、工具机之用，1944 年将该项周转基金增为 3 亿元，继续办理。1943 年侧重工具机，1944 年侧重于动力机及工作机，制成机器，随时销售各厂矿。”
    ①此次定货的规模，“约达民营各厂全部工作能力四分之一，”
    ②为缓解大后方机械工厂中遇到的销路问题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湖南的机械工厂多数属于修配性质，规模小、资金少、制造整体机器的能力有限，一部份机器工厂因经营不善而停业，一部份规模较大的工厂因工矿调整处的大力扶持而受影响较小。
    ③即使如此，还是出现了相当一部分机械工厂倒闭、停产的现象，例如战时仅次于重庆的工商业中心——衡阳，最繁荣之时，拥有机械厂 90 余家，但此时仅倒闭厂家就达 20 多家。当然这一期间所新设的企业中的大多数是在高额利润的刺激下产生的，其建厂时间很短，规模很小，如湖南省比较突出的衡阳市，在短短的时期内，就建立机械工厂达 90 多家，在这些新设的企业中，大部分机器设备相当落后。同时，由于建厂在于追求高额利润，很少考虑经济、技术合理的原则，因此，也就决定了这一期间工业基础的脆弱，以及工厂后来必然破产的命运。
    2.5.2 机械工业昙花一现的原因湖南机械工业在抗战后期的衰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引起：第一，战争的影响。一部分沿海、沿江地区的工厂，在抗日战争的中期、初期内迁到了湖南，促进了湖南近代工业的快速发展。但这种兴盛的局面，并没有持续多久。战争即可以使工业得到快速发展，但同时又可以在短暂的时间内摧毁它。
    1944 年，豫湘桂战役期间，日寇飞机对湘东、湘北等地区的城镇，进行了① 李学通：《国民政府与大后方经济》，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 235 页。② 翁文灏：《后方工业现状及其困难》，《中国工业》第 23 期，1944 年 1 月，第 37 页，转引自张守广：《变局——抗战时期的后方企业》，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年 9 月，第 105 页。③ 参见《资源委员会工业处检送湘桂工业区机械工业考察报告致矿业处牋》，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档案，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六），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年，第 267 页。无数次的狂轰滥炸，这使湖南刚刚建立起来的工业基础，立马遭到了巨大的损失。其中以新中工程公司损失最为严重，该公司从“祁阳内迁出发时的机器物资共有
2000 多吨，到达重庆时近剩一卡车货物，几乎全军覆没。”
    ①1944 年 6 月，日军进犯衡阳，在战争中除少量机械工厂搬迁于其它城市或地区外，其它机械工厂全部都毁于战争中。战争使这个在战时具有“小上海”之称的城市，在顷刻之间变为一片瓦砾之场。第二，通货膨胀。抗战爆发后，国内的主要工业地区相继沦陷，导致国家财政收入大减。“战前，三税收入占国民党政府财政总收入的 80%左右，抗战开始的头两年，三税收入仅四亿余元，比 1936 年减少五分之三。”
    ②然而战时的财政支出是有增无减的，国民政府为扩大财政收入，只能不顾人民的死活，扩大税种、增加税额。但每年的财政赤字数额仍然惊人。为弥补各年财政赤字，国民政府只能通过增加纸币的发行总量。“物价愈涨，财政支出愈大，而实质的收入，则日趋减少，收支不能平衡，纸币发行愈增，致物价复涨，财政亏空更大，纸币发行更多，造成恶性通货膨胀，愈演愈烈。”
    ③“战时，靠增加通货发行来弥补的各年财政赤字占总支出的比例是，1940 年为 70.7%，1941 年上升为 86.7%，1942 年为 75.5%，1943 年降至 64.5%，1944 年增至 76.6%，1945 年达 82.4%/。”
    ④随着法币发行额的逐年巨增，加剧了物价的普遍上涨，物近上涨的指数要远远大于法币发行的指数。“物价剧烈波动时，生产事业一方面不能接受定货，一方面产品出售后，难以购成原料，货币停留在手，固受损失，而开工生产，亦无利可图。”
    ⑤虽然国民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条例，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在通货膨胀的条件下，所有的条例不过是一纸空文。第三，机械产于求 。供大于求是说在一定时间内，市场上生产部门生产出的商品，也就是提供给人们消费的商品总额，超出了人们在这段时间内满
足物质资料生活所需要产品的总额，使供给大于需求。当然这时所指的机械产品供过于求是指国民政府控制下地区所出现的状况。抗战前几年，机器价格涨速较快，从事机器生产者谋利丰厚。因工矿调整处的奖励政策之下纷纷设立新的机器厂，而工具机销路较好，各厂均日夜赶造，购用工具机者又设厂以制造工具机。所以造成机器工业界畸形现象的出现，从表面上看工业经济十分活跃，但至 1943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下），北京：中华书局，1979 年，第 675 页。
② 周天豹：《抗日战争时期西南经济发展概述》，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年，第 128 页。
③ 《十年来之物价》，载谭鸿熙主编：《十年之中国经济》（1936—1945）（中），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
料丛刊续辑》第九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 年 11 月影印版，第 640 页。
④ 周天豹：《抗日战争时期西南经济发展概述》，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年，第 129 页。
⑤ 《十年来之物价》，载谭鸿熙主编：《十年之中国经济》（1936—1945）（中），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
料丛刊续辑》第九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 年 11 月影印版，第 639 页。
年下半年工具机之销场饱和。
    ①抗战初期，由于战争频繁，而国防工业基础并未完全建立，特别是兵工企业数量较少，生产的产品数量远远不能满足战争的所需，以至于大部分的战争所需品，全靠一些民营企业生产。而战争中期，国防工业基础趋于完备，民营企业转而生产市场急需之品。这也是导致机械行业竞争日趋激烈，产品供过于求的另一个原因。
    ① 参见《资源委员会工业处检送湘桂工业区机械工业考察报告致矿业处牋》，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档案，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六），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年，第 267 页。
    第 3 章 战时湖南机械工业的作用3.1 保障了战时军需民用3.1.1 民用机械企业为军工企业提供辅助作用抗战时期，湖南的民用机械工厂为战时军需物资提供了重要保障作用。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日寇对中国实行封锁政策，沿海口岸被日军全面封锁，国际交通
线处于瘫痪状态，除西北公路可通向苏联获得一些军需品外，国内战场上的军需物品，全部依靠国内具有生产能力的厂家提供。以上海为主的内迁机械工厂，除少量兵工企业以外，大部分为民营企业，以生产民用产品为主。由于战时军用品急需，不论是后方原有的、新建的、内迁的工厂，均得接受军需订货、承担军需生产，成为当时一项必须的任务。据国民政府经济部工矿调整处统计，1938 年内迁武汉的工厂复工不到两月，已生产大量军需物品，总计“兵工器材军用品的产值即达 170 余万元，其中兵工类产品总值35 万元，军需类产品总值 28 万元，防毒消防产品总值 35 万多元，交通用具类67．6 万多元。至 1938 年底止，由战区内迁的 304 家民营工厂制造的军需用品产值高达 400 余万元，交通用具 91．7 万多元。”
    ①1939 年国民政府经济部的工作进展报告，对抗战初期民营机械企业的生产能力及所作出的贡献作了如下的概述：“民营机械工业，由工矿调整处协助内迁复工之厂……着重兵工器材之制造，目前承接此项工作者，每周可制手榴弹 30万，迫击炮弹 7 万，各式炸弹引信 7 万，飞机炸弹 6000 余，机枪零件 1000 套，子弹机 30 部，大小圆锹 30 余万，大小十字镐 20 余万，鱼雷引信 1000 余个……质量均较去年大为增进，现仍设法扩充，可见内迁之民营机械工厂，生产了相当可观的军需产品，支援了抗战。”
    ②而内迁的全部机械工厂中，有 27.6%迁移到了湖南。再加湖南原有的五十多家民营机械工厂和十几家公营机械厂，湖南机械工厂提供的军需产品数量己相当可观。“1939 年上半年，湖南省内 304 家民用工厂每月生产手榴弹 60 万枚，迫击炮弹 14 万枚，掷榴弹 72000 枚，炸弹引信 70000 根，飞机炸弹 6500 枚，炮表2000 支，防毒面具零件 2400 套,机关枪零件 2000 套，广播机 10 部，无线电收发机动 10 部，干电池 3600 只，军用纽扣 1000 万颗，占全国军用供应的三分之一① 王国宇：《湖南民众抗战的伟大贡献与牺牲》，载《求索》，2005 年第 7 期。② 杨锡贵：《抗战时期湖南的民营工业》，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湖南文史》第 38 辑，长沙：湖南文史杂志社，1990 年 9 月，第 60 页。左右。”
    ①据统计，包括湖南在内的西南地区兵器生产水平和总体的生产能力已远远超过战前，“其中作战消耗较大的机关枪、迫击炮、迫击炮弹、手榴弹的增长幅度，更分别达到了战前的 677%、319%、867%、165%。”
    ②这对支持全面抗战和争取中华民族抗战的最后胜利，无疑是起到了重要作用。为适应战时的迫切需要，除直接生产兵工器材以外，这些机械厂还生产其它军需产品，例如福泰机器铁工厂，抗战前期，规模很小，仅有工人二十多人，以专门生产交通材料为主的机械厂。抗战初期，粤汉、湘桂铁路相继开工，各种的筑路工具均由此厂生产，同时交通部材料厂成批的零配件也出自此厂，此厂一时业务蒸蒸日上。即保障了战时物资的需要，也给自己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尤其是轰动一时的湘桂铁路局洛溶江大桥第二孔的投标包制工程，高达 18.3 米，难度很大，通过全厂的一致努力，终于在 1942 年 6 月胜利地完工了，经技术鉴定，质量百分之百符合标准。”
    ③战时日军侵犯衡阳时，此厂遭受了一次残酷的战火浩劫，在逃难中还建立了临时工厂，为湘黔桂铁路的复工生产大批器材零件。总计加工各种扒钉 20 万件，还加工了大批号专灯和钢纤、钢锤等，后来又为沅凌公路局生产了各种锻件。
    3.1.2 保障战时人民生产活动所需的机械工具机械工业作为其它工业之基础，生产大量机械设备，保证其它工业正常运转生产。抗战以前，机械工业是各种工业中最为发达的，且厂数多、规模大，是任何工业都无法比拟的，“良以机械设备为一切工业之基本，除手工业外，莫不有赖机械工具之补助，益以战时环境特殊，国际交通中断，机械工具巳不能由国外输入，自力更生尤有迫切之需要，此机械工业特别兴盛之原因也。”
    ④战前，湖南仅有近代工厂 90 余家，战时增加到 900 多家，而各厂生产所用的机械设备和配件，大多数由本省的机械工厂生产，且生产种类繁多、数目较大。新中工程公司、新民机器厂（湘厂）、华成电器厂素称湖南机器工业的三大支柱，分别以制造内燃机、发电机、发动机为主要产品，所以被称为“全中国动力的发祥之地”。 特别是战时湖南新建工厂所需的动力设备均由此些工厂所提供。“新中厂成为抗日后方最大的内燃机工厂，其生产方式是国内前所未有的。新型的煤气汽车引擎独步一方，供不应求，广泛用于发电、轮船和生产动力。”
    ① 罗玉明：《抗日战争时期的湖南战场》，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 年，第 89 页。② 刘泱泱：《近代湖南社会变迁》，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 年 12 月，第 249 页。③ 邵鸿舜：《我是怎样创建福泰机器铁工厂的》，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会议衡阳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衡阳文史资料》第五辑，衡阳：衡阳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6 年 7 月，第 41 页。④ 《四联总处关于湘桂粤赣四省工矿业状况的调查报告》，国民政府经济部档案，载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六），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第 196 页。⑤ 《近代中国工商人物志》（第三册），载《近代中国工商经济丛书》，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 年，
    如新中工程公司鉴于西南河流浅狭，水急滩多，大船不易航行，开始大批生产供浅水轮船使用的内燃机，还制造了一般浅水轮以作试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促进了后方航运事业的发展。1941-1943 年，拥有金属切削机床 22 台、职工 130—140 人的衡阳湘衡机械厂，为小型纺纱厂制造过印度式清花机、拼条机各 6 台。1943—1944 年，有职工 160 人的衡阳福泰机器铁工厂，为在衡阳建厂的湖南第三纺织厂制造了大型印式细纱机 3 套。1943 年，一批实业界人士在长沙河西银盆岭建立中国机械纺织厂股份有限公司。1944 年 5 月 9 日，由抗日战争期间迁辰溪办学的湖南大学 44名教职员，与辰溪浦市万利织布厂、力生纱厂的资本家等合股，在辰溪开办抗建纺织机械厂，有资金 300 万元（法币），内设机械部生产纺纱锭子、织布机、压布机，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湖南大学迁回长沙，工厂停办。抗日战争期间，煤气车、酒精车的研制成功，对克服战时困难，发展省内交通运输事业，发挥了重大的作用。省公路局系统营运汽车中，民国 25-27 年，煤气车占 20.4-30%；民国 29 年起，煤气车与酒精车合计占 82%以上，湖南湘衡机械厂建于 1928 年，建厂之初只有十来人，以生产民用机械产品为主。至抗战爆发前夕，已经有工人四十多人，资金达两万多银元，“生产的压面机、质量好、销路广，湖南各县及邵阳地区均纷纷前来购买。”
    ①抗战时期，为保障战时人民的生产活动有序进行，该厂不断扩大规模，增加设备，除保持生产原来传统的家用机械产品以外，开始引进技术，制造工业产品，如锅炉、蒸汽机、水泵等新产品。到 1941 年时，已经能生产机床、钻床、纺织机械等工业机械产品，而在生产效率方面，通过不断的改进，每年可生产压面机三百台，老虎钳二百五十台，各类锅炉等十多套，业务十分繁忙。充分保障了战时人生产活动所需的各种生产机械工具。